老朽今年已年过古稀，从小学到大学经历了许多老师的教诲。现由于本人负责孙女的部分教育，现在也经常与孙女的老师打交道，看到今天老师们的风采，心中有许多感慨，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我小学第一个老师姓马，是个白发苍苍的女教师，我感到她很亲切，只可惜一年后她就退休了。得知马老师再也不来教我们了，还躲在桌子下偷偷哭了一场。小学时另一个印象深刻的老师姓白，是个身材很胖的男老师，他还没教我们之前就有消息传来，说这个白老师很厉害，同学们心里都有些胆寒，特别是那些调皮的男同学。我现在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天中午不知为什么，白老师突然发脾气，强令同学们不许放学回家吃饭（当时小学实行半日制），但却让我一人先回家。我心中不知什么滋味，后来长大少许后才明白过来：因为我妈妈担任本学区另一所小学的校长。 我妈妈三十年代毕业于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文革前担任一所小学的副校长（无正校长）。她回家后也会讲学校里那些年轻教师们发生的一些趣事。当时小学教育的老师有两种来源，一种是正规师范学校（中专）毕业的老师，还有更多数量的是一些高中毕业生，学习不错，但因家庭出身不好，无法通过高校录取政审一关而落榜，从而无缘进入大学。这些人就被安排做了小学教师。这些教师年纪都比我大不了多少，也都是二十岁大小的样子，也没受过正规的师范训练，再加上高考落榜的打击，心中肯定不愉快，经常会发生上课不认真的情况，比如说上课前不备课等等，所以我妈几乎每天都会抽查这些小老师的备课笔记。这些老师们的工资都不高，六十年代初期也就是四、五十元左右的样子，而我妈妈近百元的月薪让这小老师咂舌。我妈有次生病卧床在家休息，我记得老师们成群结队来家中探病，这些小老师们对他们的老校长充满尊敬与羡慕。没想到几年后这些老师们又一次来到我家，这次可不是探病的，这次来的目的后面再讲了。这时我已读初中了，心中对这些未能进入大学的同龄人充满了同情，但却没有认为他们的职业是光荣的。 上了中学后，接触的老师自然层次高了一些，我就读的学校是市级重点学校，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但重点大学毕业的老师却不多，以本市师范学院的为主，还有一些来自邻省普通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中学里第一个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一位校工。他带着一副度数很深的近视镜，看到每一个人都会露出卑微的笑容。后来得知他是一位右派分子，放在学校下放改造。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但有幸都躲过了五十年代末期那场劫难。但他们的好友却不是都那么幸运，所以我心中对这位右派教工还是有些同情的。我的一位班主任家在邻省农村，是邻省一所二流大学毕业的。这位老师根正苗红，但家中十分困难，为了赡养农村的父母妻儿，那每月五十几元的工资根本不够，不得不向同事们伸手借钱，而有时也不能及时归还，文革中也见到过别人给他就此事写的大字报。当然家境好的老师也不少，他们大都毕业于本市师范学院，他们是什么类的人呢？当时高考政审是严格的，有些家庭出身的人是属于不宜录取的，如地富反坏右子女（即父母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但还有一些人是属于降格录取的，如资本家子女。（他们的父母是资本家，但文革前还属于党的团结对象）他们不能进一流高校，但可以进次一类的院校，于是这些人大多数进了师范学院。这些人中有不少优秀人才。如有这样一位父辈的朋友，他本人在前政府的银行系统工作，那时讲来自然是有污点的人了。他长子是一位医生，次子是外地一家大型国企的总工程师，三子学术成就斐然，是本领域的著名人物，但六十年代四子却只考上了本市师范学院，毕业后做了一名中学数学教师。但不久他就因数学领域研究成绩突出被调往一重点高校任教。 我的高中教三角课的老师课上的不错，也对我青睐有加。有时也会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抽时间读些课外读物，如《数学周报》类的刊物。可是当我看到这位恩师所穿的衬衫领子充满污秽，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还记得有一位年纪大的女老师，她丈夫四九年前，是国民党空军的机场地勤技术人员，四九年后仍在机场工作。她父亲抗战期间曾为日本人服务，自然属于汉奸一类了，她五十年代初期毕业于一所不错的大学，教授我们的英语课。我当时担任班级的学习委员，有机会接触到她掌握的同学学习成绩登记册。有一次我看到了这本登记册，仔细一看不仅心中一愣，每个同学的姓名后面都写有同学们的家庭出身，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名字后面竟标注了“伪警”二字。当时我心中不知是何滋味？她本人就是被歧视者，为何还要歧视小朋友呢？当然她是很欣赏我的，她也是我心目中尊敬的老师之一。后来文革中我的同学们抄了她的家，文革结束后，她们全家都出国了。 文革开始了，老师们成了被摧残，被侮辱的对象。我妈妈学校的那些小老师们也长大了些。这次又成群结队来到我家，但这次不是探病，而是来抄家的。目光里不再是尊敬与羡慕而是仇恨与嫉妒。他们翻箱倒柜一番走后，我发现装有我的同学毕业照也被他们撕成两半，不过还好，他们都是成年人了，与我的那些中学同学相比也没有做十分过分的事。 在那些荷尔蒙旺盛的中学生面前，我的中学老师们可就苦多了，那位右派校工境遇最惨。每天早晨先要集合排队高唱嚎歌（牛鬼神蛇队歌）自我羞辱一番，然后烈日下做苦力，晚上还经常被一些所谓干部子弟关到小房间毒打或捉弄一顿。我离校多年，想他有可能熬不过去，但后来才知他挺过了那些日子。终于等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他原来是中央编译局的一位翻译。 那时我的书记、校长和一些年纪稍大的教师都无一幸免的站到了牛鬼蛇神的队伍里，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罪名。什么叛徒、假党员、国民党宪兵、四不清分子、坏分子等等。而面对他们想尽方法折磨他们的正是他们昔日所喜爱的弟子。 77年恢复高考时，我刚从插队的皖南农村调到上海后方基地的三线工厂工作不久。我们这些人在安徽当地参加高考，在填志愿时，我询问厂里负责此事的团委书记志愿，我如何填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在安徽参加高考，就在安徽录取。考虑到妹妹也在当地考试（她在县广播站做播音员）我就填写了安徽合工大几个专业，但我们上海后方基地的考生，却在上海录取，这样就被分进师范院校。综上所述，通过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过去一直不认为教师是一理想的职业，是共和国一群二流人员不得不从事的工作。我尊重他们，但我也怜悯他们。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名教师。所以毕业后我选择了企业工作而没有做教师。
| 
发表于 2023-7-20 18:35
发表于 2023-7-21 09:27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