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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4 11: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的越战老兵朋友

刘海鸥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的老朋友戴维·丹宁

对戴维这个人你很难跟他生气,尽管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背你的利益的。
他是个自我雇佣者,自己给自己干活,搞地面保护。有钱的洋人家房子里铺的是泰瑞卡塔(红陶砖),需要定期涂一层保护膜。其实这活特别容易干,买一桶化学保护液,把地面刷洗干净,涂上几层保护液,完活。
活大了,一个人干不过来,就请丈夫老宋为他工作,再忙时,我也一块去。我们干活,戴维则和那些有钱人“白话”,一说就是个把钟头——配置药水的复杂程序(其实,那药水是在街边的商店买的,撕掉了商标),如何根据不同材质涂不同的保护层,保养保护层的要义……简直比制造原子弹还复杂。然后得意地拿到了几千元。回到汽车里对我们说,“看见没有,七分bullshit(胡侃),三分活儿。”
让人生气的事情是,他总是拖欠我们的工资,干完活从来不马上掏钱付工资,必须要等过几天雇主的支票兑现才给钱。信誓旦旦地说支票一经验证马上付工资。气不起来的是,他总是哄得你发笑。干完活,他一定拉上老宋喝上两杯:“老宋,咱们俩去给天安门广场刷地面,工资对半分。”几杯酒下肚就全变成了黄色笑话。对我,则随便捡起家里一样东西比如一个木雕,一个玻璃杯,塞到我手里:“这是你的了。”你不要吧,他还生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真心实意地送给你的!”这算什么?顶工资?我有言在先:“那行,我收了,工资你还得给。”“当然给了!你想什么呢?”
三天后支票验证,工资还是拿不到手,已经花掉了!再求我们工作时,他的眼神像一条乞讨的狗,有的时候甚至流眼泪了。老宋好心人,难以拒绝。就这样,工资已经欠了我们上千元了。
更没法和他生气的是他孤身一人,有抑郁症,有酗酒症,有癌症。除了同情,你能怎么办呢?
这些病症都是有来历的。是因为越战。
戴维参加过美越战争。他的五斗柜上摆着两张黑白照片,在越南照的,一张是他叼着一支烟的单人像,一张是他和六七个战士围坐在草地上。
“是战地记者给我们照的,”他指着众人的那张说,“他们全都死了,就剩我一个还活着。”
他拿起自己的单人照:“老宋,你是一个最好的画家(老宋不是画家,戴维总是这样“真心实意”地恭维人),你帮我把这张照片画成油画。我给你四百块钱!”
老宋的弱点在于不能夸,痛痛快快地答应了。画了整整一个月,一张小黑白照片变成了一大幅彩色油画肖像。
戴维兴奋得眼睛放光:“天才!天才!杰作!杰作!对!对!我们的军服就是这个颜色的,你怎么知道的?眼睛画得太好了!我的眼睛就是这种天蓝色,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女人!”
年轻的时候他应该是很英俊的,属于那种“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的类型。不过他的眼睛是灰色的。老宋把他的眼神画得确实好,一点无奈,一点玩世不恭,一点嘲讽。
这幅画戴维极为珍视,后来他搬了多少次家,所有墙上挂的名画都卖了送人了扔了,只有这幅画永远挂在墙上。戴维的小女儿已经让爸爸立了遗嘱,将来这幅画归她。
再提起拖欠的工资又加上了画费时,戴维突然说:“我有一个好主意,可以让你们变成百万富翁。我把越南战争的故事讲给你们听。你,海鸥,不是作家吗?(又在恭维人)你把它写一本书,在中国出版,销量一定好,你一定能够成为百万富翁。”
我笑,心想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这种东西已经过时了,不一定有人爱听,更没地方出版。但是我没说出来,我真的非常想听。戴维很少说起他在越南战场上的事,要说也是讲他在越南的风流韵事和笑话,绝对不说流血和死亡,杀人和被杀。

“戴维”画像(老宋画)

宁可不要工资了。
我带了一个录音机去,他说不要,不会对着机器说话。
他开始讲了,我飞速地记录,脑子转着弯,落在纸上就成了中文。
他一边讲一边喝酒,斯高特或沃特卡,否则,他说,他根本没勇气回到过去。有的时候他醉得只剩喃喃自语,有的时候号啕大哭。
这样对他太残忍了,我说:“算了戴维,你不用讲了,我也不打算写什么书。”他说:“不,要讲,这些事憋了几十年了,必须讲出来(I must get this off my chest),讲完我也许会好受一点。”
他一共给我讲了四五次。因为醉,很多故事都重复地讲,只是在细节上稍有变动,这让我相信,这些事都是真实地发生在他的身上的。
故事讲完了,我一直没有写出来。本来打算根据他的题材写一部小说,也收集了不少越战资料,可是一方面懒,一方面觉得和自己关系不大,也就没有动笔。
一眨眼就过去了八九年,我已经不再阅读任何小说了,更遑论写小说。一次收拾抽屉,偶然翻出戴维口述的记录,发现他的故事比小说不知精彩了多少倍。索性就把他原汁原味的叙述整理出来,不作渲染,只是调整一下顺序。
突然想起一件事,赶紧去找他:“戴维,你得给我写一个授权书,同意我发表你的故事。”他眉毛一扬:“嗨,我们不是朋友吗?难道我还会去分你写书挣的钱?你不相信我!”我说:“钱是挣不了的,但是需要有这么一个合法手续,你应该懂得。”
于是他拿了一张纸,写道:“I hereby give Haiou permission to write, publish relate any stories, anecdotes or rumours that relates to me. (我授权海鸥写作、出版一切和我有关的故事、轶事和传闻)”他的字很漂亮,是那个时代的人都写的圆体字。


戴维口述——戴维在越南战场

我没有选择
我生于1941年。按照你们中国的年历,我属龙。
不对,你属蛇(我反驳)。注:楷体字是作者从旁的观察、议论和解释,下面均同。
我喜欢龙,所以我就是属龙。
好吧,就算是小龙吧(我让步)。
先讲一个故事。
年轻的时候我到罗马旅游,一天晚上我喝得有点醉,走到了古罗马的斗兽场。一个算命的吉普赛女人蹲在斗兽场的外边。她把我叫住,说:“我看见了,你的前生是一个勇敢的角斗士,你杀死了凶残的野兽,打败了其他的角斗士。你是斗兽场的英雄,全场的观众都在为你疯狂地欢呼呐喊。我的前生就是观众席上一个美丽的贵族小姐,我爱上了你,我们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现在我们又相会了。”她拉起我的手,在斗兽场的看台上跳起舞来,然后我们做爱……
她没有跟我要钱,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我的前生、今世和后世都是一个战士。
我从小喜欢冒险,我对战争非常感兴趣,你看我这本世界战争史(他拍拍桌上一部半尺厚的精装书),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可以详细讲述历史上任何一次著名战争。
我18岁时参了军。我幻想当一个好军人。我接受了两年的军事训练,然后复员,当了一个收垃圾的工人,同时用挣来的钱付学费,在大学读化学工程师的课程。
毕业后,我在一家化学公司工作,专长是杀虫剂和除莠剂。
几年后,我结婚了,有了两个女儿。
六十年代末期,我28岁那年,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他说要和我谈话,我说:“可以,谈吧。”他说:“我们需要面谈,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很好奇是什么人什么事。就去了。
办公室在市中心。一个40多岁的人接待我,他自我介绍叫鲍勃。
他问:“你参过军吗?”
“是的。”
“你有家室吗?”
“有,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
“如果让你去越南察看美军撒播的化学药品,你愿意去吗?”
“不,我不愿意。”
“为什么?”
“我有家,还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你爱你的国家吗?”
“当然。”
“这是国家的号召。”
“但是我不愿意当间谍。”
“我们不是让你做间谍,只是查看而已。”
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吧。我同意了。
回到家,跟我妻子说了这事。她很惊恐:“不,你不能去越南战场,那是去送死!”
“亲爱的,我没有选择,如果他们要让你去,你是不可能不去的。”
妻子抱着我哭起来。

我不能抗拒女儿的召唤
我们在霍尔兹沃西军营集训6个月。我已经弄明白了上次跟我谈话的那家伙是澳洲军事情报局(Military Intelligent)的官员,我后来的一生几乎都在他的视线之中。
我的任务是在越南调查美国人在那里使用的什么化学武器,对澳洲士兵有多大的损伤。做一个情报人员,不同于一般士兵,说实话,我觉得有些骄傲,也觉得有趣。我喜欢新鲜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是澳洲政府雇用我去杀越南人的开始。
训练营的军官很多人都是种族主义者,自以为比别人更高级和优越。他们称亚洲人为谷壳(gooks)、歪脖(slope heads)、朦猪眼(slant eyes)等等。在他们眼里亚洲人只是非人类,杀死他们不过是杀死动物而已。他们说,亚洲人都是斜眼,他们不能直线射击,所以我们在战场上是安全的,没有受伤害之虞。
长官还告诉我们,中国也秘密地卷入了越南战争。为了让我们同样仇视支持越南的中国,长官给我们放映毛泽东游长江的电影,并且作出用枪射击他的姿态,说这是一只黄鲸。我们还看朝鲜战争的电影,里面中国士兵一排排像潮水一样地冲上来,倒下去。长官说,这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的生命根本不值钱,只要他们为毛泽东卖命,连他们的父母妻子都不会在乎的。
我们阅读了无数关于中国大跃进、中国知识分子在毛统治下关进集中营的遭遇,以及农村大饥荒以至饿死人的资料。
长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越南打击越共,中共将会侵略澳洲和南大洋。但是我不相信,我读过许多历史书,我知道在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他们在胡说。
除了洗脑,我们还进行高强度的训练,我们学越南话、学夜间照相、学观察地形和环境、学搜索——不光是地面搜索大目标,而且学如何在屋子里搜索藏得很隐蔽的小东西。怎么搜出来?把要搜索的地域划分成小块,你要不要试试,在这个屋子里你藏什么东西我都能找出来。我们还学习怎样Look but not see(视而不见),假装没看见,其实都清清楚楚看在眼里,还有怎样偷听别人说话和怎样记在心里。直到今天,我尽管总是醉醺醺的,我还能够一边和你说话一边记住旁边的人说话的内容,不信你试试。我们还学习怎么保护自己,用短刀杀死对方,什么位置一刀毙命。这里,就在这里(他指着自己腰部某个地方)。总之我学会了各种杀人手段。
训练很难,可是最后考核时我的成绩很好。我喜欢这些东西,我的血液里充满着冒险的因子。
训练结束时,我们有一个阅兵仪式,高级长官检阅,士兵家属也被请来参观。当我们的队列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检阅台时,我突然听到我两岁的小女儿的喊声:“爹哋!爹哋!”我好几个月没见到我亲爱的小女儿了,她在人群里,在阳光下像颗金色的豆子闪闪发光。我不能抗拒她的召唤,冲出队伍,跑到她跟前,抱起她来亲吻。
受检队列大乱,长官震怒,我被关了三天禁闭。我不后悔,如果有下次,我还会这样做。我的战友们说:“戴维,好样的!”




 楼主| 发表于 2020-1-14 11:5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的越战老兵朋友(二) 刘海鸥

先说明两点,一,戴维的叙述仅代表他本人的观点。二,在他叙述中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版本我都同事列出。



尸袋是绿色的



60年代末,一个七月的寒冷的早上,我和300多个穿着绿色军装,神情紧张的年轻士兵登上了“诓他死”(Qantas)的飞机,目标西贡。

年轻的士兵们带着吉他、录音机。他们也就十七八岁,有的人也就和来福枪一样高。他们在飞机上满不在乎地说笑,唱歌,喝酒,似乎是在掩饰紧张心情,但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恐惧却是掩饰不住的。有的人开始拿出自己亲人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些年轻士兵还不知道他们将卷入什么,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游戏,他们不想杀人更不想被杀。

我问身旁一个年轻人,你为什么要参加这场战争?他说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总理说:“我们永远和约翰逊总统站在一起(All the way with LBJ。此为1964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一句口号) 。”

是的,我也别无选择。

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天知道。

飞机到达了西贡军用机场上空。往下看,是一片葱葱茏茏的绿色。机场上也是一片绿色,定睛再看,那是绿色的塑料口袋,两米长一个,鼓鼓囊囊的,一排一排。“那是什么?”有人问。没人回答。我们的心开始下沉。飞机着陆了,看清楚了,那是尸袋,绿色的尸袋。对了,海鸥,你的书就这样开头:“大地是绿色的,尸袋也是绿色的。”

几个黑色的美国大兵正连拉带扯地往飞机上搬运,动作粗鲁,神情麻木。

年轻的士兵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的蓝眼睛流露出恐惧。有人低声地哭泣起来。一个人在骂,“哭他妈什么哭。”是的,我也感到恐怖,我闻到了死亡的味道,是钢铁味的。

我们踏上了越南的土地,刚刚经历了悉尼的寒冷,越南的热浪像拳头一样击在我们脸上,尽管已是晚上七点半钟。

下了飞机,一个澳洲军官过来让我们排队点名。不,是点号,作为军人我们已经没了名字,只有号码。10014742,这是我的号码。

少了一个人,那个最年轻的哭鼻子的孩子,他大概只有17岁。军官去找他,他藏在飞机的厕所里不肯下机。军官走过去。一股异味扑鼻。他拉裤子了。

一个月之后,这个孩子又上了回澳洲的飞机,不过是装在尸袋里。

机场上到处是美国人,却很少见亚洲人。一个坐在吉普车里的美国军官冲我们吼叫,并且大声地侮辱我们的长官,而我们的长官在他们面前是一幅谄媚讨好的样子。

我不知道他们喊什么,显然他们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他们没法安排我们。最终我们不得不在机场大厅里睡觉。

第二天我们与刚抵达的美军汇合,一个美国军官给我们训话。

“伙计们,”他威严地停了几秒,

“你们到这儿来踢谷壳的*****。

“约翰逊总统欢迎你们,我代表基督欢迎你们。

“你们之中的一些人会死掉。

“你们之中的一些人不会死掉。

“上帝喜欢看见白色的脸孔。

“这场战争,是为了冰激凌和皮萨饼而打的,是为了黄色的出租车而不是黄种人而打。

“你们澳大利亚伙计是我们最好的伙伴,也是我们最坚强的盟友。让我们一起来整治这帮制造麻烦的他妈的谷壳。”

他接着说:“在这个国家到处隐藏杀机,你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所有的越南面孔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小孩子都会杀人。如果你怀疑他是越共或者你觉得他对你有威胁,你就立刻杀了他,决不手软。否则就是你躺在他面前。”

海格利斯运输机送来了我们的弹药武器和一切物资装备。美国士兵在我们中间穿来穿去,向我们兜售毒品。我发现大多数美国士兵是黑人。

不久我们上了卡车,被载送到Nui Dat的澳洲军营。那天晚上,我们又接受训话,长官告诉我们在越南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情况。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争取当地人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每个人分到了许多巧克力、糖果,是发给越南孩子的。不过后来我们自己都把糖果吃光了。

他警告我们,越南的吧女和妓女都有性病,一定要用避孕套,现在每个人可以先得到两个。一个长官给我们分发避孕套,你两个,你两个,你两个……,他非常尴尬,脸通红。

接着一个南越共和军的军官给我们讲话,他的英语相当好。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和越共打仗,那么明天我们将要在昆斯兰或悉尼和他们打仗了。下面有人小声说,胡说八道。我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睡觉之前,我给妻子和女儿写了一封信。我觉得非常孤独,但是我知道我在经历一次巨大的冒险,我并不后悔。





无聊和恐惧



因为我是一个情报人员,也就是说,间谍,我不用参战。我被安排在办公室工作。我的军职是少尉,我的工作主要是收集化学武器的情报。美国在越南从上空倾泻了成千上万吨化学药品。我要从树叶、昆虫上收集残留药品,经过检测化验,分析它们对我们澳洲士兵有多大的危害,然后报告澳州政府。我也还有别的工作,搜索尸体并照相。

我每天早上到机关,读读文件,看看美国杂志,然后写个短报告,就回基地了。

作为参战者,所有的人都知道战争有两件不可避免的事:无聊和恐惧。许多时间我们坐在那里等候任务,头顶是直升机轰轰而过的响声。我们没事可干,有些人读书、写信、弹吉他、打牌,或者打篮球。有些人喝酒、找女人。

美国士兵也一样,不过他们过得比我们舒服得多。美国给他们送来了最好的食物、香烟,甚至直升机还给他们运来冰激凌和可口可乐。美国人有如此之多的武器装备,我简直无法想象,更不用说曾经见过了。

美国人还有PX商店,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购物。PX就像一个巨大的减价商场,在那里你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美国有名的影星和娱乐人不断地飞到这里为他们表演,当然我们也有份观看。

美国士兵私下里还在做毒品买卖。我们澳洲士兵没有什么人吸毒,我们一来长官就警告我们不允许买毒品。长官鼓励我们喝啤酒,VB(澳洲有名啤酒)敞开供应,非常便宜,甚至免费。我们天天喝个足实,整夜撒尿。撒尿时大家一起去,这是表示关系亲密的一种方式。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大家需要某种方式团结起来。

我年纪比那些士兵大,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打球撒尿。我通常是叫辆出租车和几个美军一起到西贡,找个酒吧喝够了再去找女人,第二天早上才回基地。

最坏的是夜间的噩梦。每天夜里,耳边都是吵闹声。人们在梦中尖叫:“飞机!直升机!”一些人哭喊:“妈妈爸爸,我不想在这儿,帮帮我,我想回家!”每夜如此,从来不变。

有一天夜里我醒来,看见一个年轻士兵正在哆哆嗦嗦地用刮胡刀割自己的脖颈(我们澳洲士兵必须每天刮胡洗脸,保持外表的整洁,美国士兵就不是,有些人很脏)。我抢过刮胡刀,说:“你不能这样!”但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安慰他。

还有一个小青年坐在床上哭得跟孩子一样,不断地叨念:“别让我上point!别让我上point!”我们出去执行任务都是六人一组,排成三角形状行进。第一排一个人,第二排两个人,第三排三个人。第一排即三角形的尖端叫做point,在point上的人总是第一个被杀死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美国士兵在point上的永远是黑人。

人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就是呆在营地也不安全。一天我们很多人坐在一起,多数是澳洲士兵,也有一些美国兵。我们在一起说笑唱歌。有一个年轻人吉米弹吉他。他岁数很小,性格活泼,爱说爱笑,每个人都喜欢他。在飞机上我就注意到他,别的人都紧张得不得了,他却带着吉他来打仗。突然一个“摩台”(Mortar,迫击炮弹)落在我们营地,就在他的身边爆炸。他的两臂和一条腿都被炸掉了。血流了一地。我跑过去,搂着他的脖子,叫他的名字。

“戴维,我要死了。”他说。

“你不会死的,你只是受了伤。你会好的,受了伤,你可以回家了。”

“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在哪里。”

“别担心,会好的。”

他在我的怀里闭上了眼睛。军医也在场,说:“他死了,没救了。”

我们把他的胳臂和腿捡起来放回他的身体。他的一支胳臂的手里还拿着吉他拨子。

我们开始射击,往树林里射。我疯狂地扫射,打掉了25圈子弹。我的耳朵震得半聋。我们不知道对方在哪里,我们都疯了。

还有更恐怖的事——一天早上,一个越南年轻人来营地贩卖虾和蟹。他的虾和蟹都特别大,味道也鲜美。我们买了很多煮来吃。第二天那年轻人又来卖虾蟹。我问他在哪里搞到的,他说是钓的。为什么那么大?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在澳洲我就喜欢钓鱼。我跟着他去看他怎么钓上来的。他把我带到一条河边,有一个河桩上拴着一根大绳子。绳子另一头在水里。他拉着绳子往河岸上拽。我看到了什么!绳子上拴着一个美国兵的尸体,上面趴满了虾蟹,赶都赶不走。尸体几乎只剩下了骨架子。我当场呕吐。从那以后我不再吃虾和螃蟹



(在另一次叙述中,丹顿只说绳子上拴着一个尸体, 没有讲是美国兵。我觉得这是靠谱的,一个只剩骨架的尸体怎么能断定是美国兵呢?)。





橙色雨



一天长官交待任务让我到某地去查看树叶。长官派了四个人跟着我,他说那里没有越共,但是我们的士兵还都带着步枪,我们不管做什么都必须携带枪支。直升飞机把我们载到一个地方,这一带是美军活动的地方。美军在这一带喷洒了大量的化学药品。我们飞过一个村子的上方,下面是稻田、牛,人们在地里插秧。我们在村里着陆。

到了村里,我开始收集树叶,一个老年女人来到我们面前说,他们全家都病了,小孙女病得最厉害,请我们过去看看。我说,我们不是医生。她求我们,帮帮忙吧。我们只好去了她家。她的孙女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呻吟。她的症状是全身疼痛。老妇人说,她在外面玩耍,美国飞机来了撒下橙色的雨水,她觉得很好看,还在下面接“水”玩。药水撒了她一身。

我知道这种药水是落叶剂,也叫橙色剂,内含的二恶英是普通农药的一倍,剧毒,撒过后地上一片橘黄,树木枯死。目的是让美军在飞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让越共没有藏身之地。它对人畜同样有极大的杀伤力。

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唯一的办法是把她带到我们的军营去看医生。女人说:“不,你们不能把她带走。她太小了。”我告诉她:“如果不去医院,她会很快死去。”女人哭起来。一个士兵说:“不要跟她多说了。”就把女孩抱起来背在背上。女人扯住我们,哭喊道:“你们不能带走她,你们会杀死她的。”我告诉她:“相信我们,我们是真的想帮助这个孩子。”

我们叫了澳洲的直升飞机。飞机来了,机上有一个医生,还有一个越南士兵。医生检查了一下女孩,说她病得很厉害。身上撒了太多的药水。我让那个越南士兵问老女人,她的父母呢,他们应该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女人说他们是越共。越南士兵和老女人谈了半个多小时,她终于同意让女孩跟我们走了。

我们把女孩带到军营打了针,作了消毒处理。护士细心看护着她。一个礼拜后,她不再喊疼了。她有了笑脸,能下地玩耍了,到处奔跑,快乐得象个小鸟。她说叫艿。问她多大了,她自己也不知道,看样子有五六岁。

我们不能老把她留在军营,又不能带回村子。就把她带到西贡天主教堂。修女看着她说,她真漂亮。我们把她留在那里,走的时候,她跑过来,胳臂环绕着我的脖子说,叔叔,你还来吗?我告诉她,我们会来看你的。

美军问我她的村子在那里,我告诉了他们,他们随即带了两个直升飞机,上有机关枪,可以在一秒钟发一万颗子弹(我不懂武器,仍是怀疑一秒发一万颗子弹的真实性,不知道这是否丹顿在醉酒后的夸大其词或是我听错了),去了那个村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美国人听说她的父母是越共,去剿共了。我非常后悔,但是一切已经不能挽回了。美机在村庄上空俯冲扫射,带去的是炸弹、燃烧、死亡和哭喊。艿的祖母和村民们一定都被杀死了。

我们所有的澳洲士兵每人捐献出五元给艿。三周以后我们去修道院看她,我们给她买了巧克力、糖果和玩具。到了修道院,嬷嬷说,她已经死了,药物进入了她的身体,没有救了。我问她的尸体在那里。嬷嬷说,埋在后面的玫瑰园里。我哭了,我非常悲伤。我恨我自己,我杀害了她的一家。我恨美国对这个小小的国家所做的一切。我恨战争,恨杀戮,恨死亡。

说是调查美国倾撒的化学药品,实际上我的工作毫无意义。

我检查了叶子上的毒药含量,给我的直接上级——上尉写报告说,上面的化学药品含有超量毒素,对人体有害;报告到了少校,被改成美国的化学药品可能有毒,但不一定对人体有害;到了少将,报告再被改为,内含少量二恶英,但没有毒害;到了上将,报告称,美国的化学药品绝无毒害,对人体没有害处。我们的政府不愿意得罪美国,不愿意有任何不利于美国的报告。就像现在的小庄泥(little Johnny,澳洲人对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的蔑称)舔美国的脚后跟一样,澳州政府对美国的卑躬屈节是由来已久的。

这样无意义的事却不断地威胁着我的生命。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恶梦,我在一个直升飞机上,飞机正在燃烧,我的皮肉正在熔化,我被完全烧化了。我在梦中大叫,然后我被一个同事叫醒了。已经是早上,他告诉我有任务,立即启程乘直升飞机去到北方一个地区去取化学毒药的样品。当我到达机场,飞行员向我道歉说,有一批南越军官要去我所要去的地区执行紧急任务,所以让他们优先乘这班直升飞机。好吧,我无所谓。一个小时以后,这架直升机被击落在森林中,机上的全部人员都被烧死了。愿他们安息。感谢上帝!

上帝最终还是没放过我,三十年后我得了癌症。

你知道吗,这种化学药品,可以使人生癌,包括与之接触过的美军。战后,大约有3千多个因此罹患癌症的美国退伍军人,他们联合起来投诉政府,要求得到赔偿。可是我呢?我也接触了这种药品,我也得了癌症,我到哪里去寻求公理?

对了,那个发明落叶剂的公司曾经因此股市大涨,发明者得到了五十万美元的奖金,同时被告知绝不能泄漏有关使用落叶剂的机密。那家伙后来良心受到谴责,到芝加哥一个贫民区当牧师,过着清贫的生活来赎罪。



(我看到一则消息,来自美国《侨报》,美国、韩国、澳洲和越南的越战老兵向制造活性橙的美国化学公司索取赔偿。转载如下:

越战老兵呼吁助落叶剂受害者 06年3月29日

【本报河内29日讯】来自美国、韩国、澳洲和越南的越战老兵28日在河内举行的会议上,呼吁给予化学物质落叶剂“活性橙”(Agent Orange)的受害者更多帮助。

据路透社报道,美军被指于越战期间,在越南使用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除莠剂,其中包括活性橙,导致当地人生下畸形的孩子。

美军使用除莠剂是要摧毁植物,不让越共军队有掩护。活性橙会溶解在水中和留在泥土里,它含有二恶英,而二恶英会致癌、导致畸形和器官机能失调。

越战期间在美军医院服务、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达菲说,美军所使用的活性橙的毒性比一般的还要强,因为化学公司当时为了增加产量而没有控制品质,因此,送到越南的活性橙含有更高浓度的二恶英。

美国联邦法院去年3月驳回了一项指美国在越战期间使用活性橙,犯下战争罪行的案件。代表数百万个越南人提出诉讼的“越南活性橙—二恶英受害者协会(VAVA)”向制造活性橙的美国化学公司,包括DowChemical和MonsantoCo索取赔偿。协会已经提出上诉,预料美国上诉庭将在4月间做出判决。

今年一月,韩国上诉庭下令DowChemical和MonsantoCo支付6500万美元的赔偿金给2万个曾接触过落叶剂的韩国籍越战老兵。不过,由于司法权限和距离越战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法律专家认为,韩国老兵将很难获得他们应得的赔偿。)

我不知道这种呼吁会有什么结果,即使可以得到赔偿,丹顿还有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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