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理应崇尚君子？首先，从大处讲，是否确立和推崇君子人格，直接关系到整个文化生态的健康有序，甚至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在某种意义上，复兴中华文化，就是要寻找和优化整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当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践行君子之道，中国人的灵魂才会找到故乡。

另一方面，从个体生命来讲，只有做个君子，才能得到精神上恒久的力量、安宁和喜悦。正所谓“君子固穷”、“君子坦荡荡”。在面对人生的困境乃至于绝境的时候，唯有真君子才能有所坚守和秉持，淡定坦然，如松柏屹立不倒。

老子讲“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说厚重是轻率的根本，静定是躁动的主宰。一个人若想成为君子，首先就要具备静定的力量，保持内在自我不被扰乱。古往今来，任何有所成就的人，都必然具备高度专注的能力和恒久的耐心。反过来讲，不能守静，是因为人经不住外在的各种诱惑，被欲望所牵引和绑架。修身首先在于正心，“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大学》把这个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有意思的是，在古汉语中，静和净曾经是通用的，一个人安安静静，不急不躁，恰恰也说明他心地的纯净，没有很多的私心杂念，没有过分的奢求和欲望。我们要先降伏这烦躁的心，才能致虚极，守静笃。

除了静，诸葛亮要强调的另一个修身重点是俭。在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君子首先是爱物惜物的，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的劳动的尊重。因此古人常常教育子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当下社会，很多人热衷炫富，在他们眼中，占有更多、更高级的物质就是成功的标志。古人讲“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当一个人内心缺乏力量，没有对于“道”的理解和认同，就会被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所牵引，以满足物质欲望为最高追求，这也就是孟子所讲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大道永恒，古今相通。近些年被查处的腐败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在物质利益上的不当贪求而落马的，这也正验证了《周易》所说的“君子以俭德避难”。

值得指出的是，“俭”的意义远不止于物质层面的节省和简朴，它更蕴涵着深刻的精神价值。《说文》上讲“俭，约也”。这个“约”是约束克制的意思，这种约束不只是说物质上的，更指语言、思想、行为方方面面的“约”。

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选择一种“俭”的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物质方面的简约，更意味着减少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减少那些君子所不齿的夸夸其谈，减少那些浅薄的社交和八卦，把自己的精气神留在对生命有积极影响和意义的事情上。

诸葛亮教诲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个志和远又是指什么？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君子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必将确立宏图伟志于更广阔之处。事实上，除了《诫子书》，诸葛亮还有一部《诫外甥书》，开篇即为“夫当志存高远”，可见他对于后辈确立正确和远大志向极为看重。

若要立志，先要辨志。很多人以为，立志就是确立职业理想，或者就是要出人头地，要赚大钱扬美名，其实，这是把欲望和志向混为一谈了。梁漱溟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告诫年轻人要将欲望和志气区分开来，“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真正的志向，必定是突破了个人对一己功名利禄的满足，一定紧紧围绕一个人在人格境界上的提升，旨在“止于至善”。

回顾诸葛亮自身的人生志向，我们从《出师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说，他自己的人生追求从来都不是世俗的名闻利养。陈寿在《三国志》中写到了诸葛亮在年轻时常以管仲、乐毅自比。对此，“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也就是说，只有崔州平和徐庶两个人认同诸葛亮的自比。

就好像王阳明12岁时立志“读书做圣人”，在很多人眼中也似痴人说梦。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鸿鹄之志，常常为世人所不解。但历史上真正被人铭记的圣贤，所秉持的一定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事名”的信念。

事实上，静、俭、志、学这四件事是相互关联、相互决定的：“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志向的人就可以静定，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能不忘初心、稳如磐石，如如不动。正如《大学》中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没有脚踏实地的学习和积累，志向会成为空头支票。没有宏伟的大志，人又不容易以“俭”抵御声色犬马的诱惑。

静与俭之间亦是一对孪生兄弟，“静”是从内在说，“俭”是从外在说。不管是静还是俭，都是在考验一个人面对各种不良诱惑的自省、自知和自持，这是一个人精神的固本培元，开源节流。

作为一个对人性有深刻体察的智者，诸葛亮深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以在《诫子书》的结尾，他反复叮嘱幼子万不可“淫慢”“险躁”，如果不能坚定意志、珍惜时间，就会导致“悲守穷庐”的后果。

滚滚长江东逝水，当我们站在公元2018年之初，再去回望历史，可以看到这样的一段记载：诸葛亮写下《诫子书》29年之后，魏国将军邓艾征西，在与邓艾的交战中，38岁的诸葛瞻与自己的长子诸葛尚，双双战死在绵竹。

老子有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如今，绵竹纪念诸葛瞻父子的诸葛双忠祠，与成都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遥遥相对，不禁令人慨叹：短短的一部《诫子书》，连接了祖孙三代忠贞仁勇的光明气象，也感召了无数后世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