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并经常出现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到了每年的高考期间，“文科状元”、“理科状元”、“省状元”、“市状元”都会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与此风气相呼应，各高校之间也很注意对状元的争夺，并以招收到状元的多少作为衡量学校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这一切，无疑都是中国古代状元文化的历史延续。

“状元”这个词的历史，起码可以追到唐朝。依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其居首者因此被称做状头，又名状元。因其为殿试一甲第一名，亦称做殿元。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是科名中最高荣誉。所以，状元指的就是古代科举的殿试第一名。不过，有时状元之名也不一定用得那么严格，唐时的新进士、宋时廷试列一甲者，都可能被称为状元。

说到状元，就不能不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是在汉魏以来察举制度基础上经漫长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在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文取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具体而言，是由朝廷开设科目，士人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

一、现在的高考状元们，中了状元等于人生失败

现代的我们，从三岁开始接受学前教育，六岁上小学六年，13岁上初高中学六年，19岁考大学一般是四年本科23岁毕业，现在大部分人都想读研三年。不加读研，共需要接受现代教育20年才能走入社会，走入社会，我们能做什么呢？大家可以思索一下。现在看看高考最好的各省状元们的人生答卷的成绩吧！

中央教科院的调查结果：“我们调查了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见《上海教育》2011年12A期第34页）。

不止如此，他们还有另一个调查结果：“调查了全国100位科学家、100位社会活动家、100位企业家和100位艺术家，发现除了科学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外，其他人所获的成就和学校教育根本没有正相关关系。”（同上页）

进一步的分析统计说明以下事实：

事实一：1977年以来，全国34年的高考状元（高考分省计分，3300名÷30个省市区÷34年≈3.2名，应该一个没漏啦），都没成为社会活动家、或企业家、或艺术家，也没在任何一个行业成为领军人物。

事实二：不知科学家的工作属不属于一个行业？如果属于，那就意味着：高考状元们也没成为一流科学家。

事实三：社会活动家、企业家、艺术家能获成就的大小跟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并非正相关——即是说，学习成绩优秀的不见得能成这些“家”，而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则不见得不能成这些“家”。

事实四：科学家的成就与学校教育有一定关系——“一定关系”是多大的关系？强正相关、弱正相关、不同层次的科学家正相关程度不同？文章里没解释——不过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读书的时候成绩并不怎么样，而且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二、古代的科举状元们：状元约等于成功

古人6岁入塾，如《礼记》所说：“七年小成，九年大成”。就是说约在15岁就可以有能力参加科举了（当然并不是一定能考上，可是现在的学生你让他初中毕业考大学是绝对考不上的呀！）。

在这几年间，应考的书生要背诵多少书呢？据程羲在《中国历史帙闻》一书中统计，《论语》11750字；《孟子》34685字；《礼记》99010字；《左传》196845字，合计起来，共有401179字。这40多万字，全都要背熟精通，烂熟于心。

此外，还要看大量的注释和其他非读不可的典籍、史书、文学书籍等。可见，状元并不是样子货，没有真才实学，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三更灯火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据不完全统计，古代正史有传和有作品传世的状元，其分布情况如下：

状元以科举入仕，在《二十五史》中列有传记者，共计唐代状元王维等34人，五代至宋代王溥等56人，辽金元郑子聃等9人，明代吴伯宗等36人，清代刘子壮等56人。

如果再进一步，探讨其具体在传记中的分类，则可知道，这些古代状元中的佼佼者们，分布散见于“列传”、“文艺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文学传”、“能吏传”、“奸臣传”、“循吏传”等。

在二十五史中，其所列的专传和所收录的人物，实际上是一种人才统计的归类，大体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才价值取向，纵观历代状元的入传情况，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才高八斗的文艺状元

读书人以科举入仕，工诗善赋，挥毫泼墨，系安身立命的工具，故在古代的状元中，以文学出名者为最多。

（王维像）

唐代的王维，“九岁知属辞”，与其弟弟王缙皆有才学，尤其是王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指兄弟二人）宦游两都，凡诸王附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其中，他尤为岐王所看重，并将其引见给公主。王维献诗给公主，公主既读，惊骇地说：“此乃儿所诵习，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后又以歧王引荐，“公主则召试官至第……维遂作解头（第一名）”。

除善作诗，王维又精于佛学，善于绘画，“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称王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则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

（柳公权）

比王维稍晚的柳公权，诗名虽不如王维，但他的书法却驰名千古。柳公权书法初学王羲之，继学颜真卿、欧阳洵，骨力遒劲，结构框正，正楷尤为知名。书碑中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著，书迹有《送梨贴题跋》，对后世影响很大，与颜真卿并称“颜柳”，“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

宋代的状元中，以文学出名者较多，如宋庠、张九成、张孝祥、陈亮、文天祥，皆工诗词，善文章，有才名。其中尤以文天祥最为时人所知。文天祥：(1236～1283)，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考取进士第一名。历任湖南提刑，知赣州。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渡江，文天祥起兵勤王，后兵败被俘至元大都，终以不屈被害。其代表作有《正气歌》与《过零丁洋》，尤其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已经成为中国学人的座右铭。

（翁同龢手迹）

此后，元代之王鄂、明代之杨慎、清代之马世俊、戴有祺、汪绎、翁同龢等人，皆领一代文坛风骚。比如翁同龢（1830－1904），安徽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清代书法家。他工诗能文，精研书画，收藏亦富，其书法在清代书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备受后人推崇。早年主要学习欧阳询、褚遂良。又学赵孟頫、董其昌，以后又致力学真卿，得其风骨，使翁同龢的书法融南北诸家之长，含英咀华，冶古今碑贴于一炉，终于开创了苍老遒劲、刚健浑穆、含蓄朴茂的翁体。翁同龢对书学理论与技法也有深刻的研究。

2、皓首穷经的学术状元

“文章千古事”，古代学人皆极重视学术研究，状元也不能例外。他们常将精力投身于经史性理之学，长于考据校勘之示，或兼晓天文，通达地理。

五代十国时期的状元王溥，于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中戊申科状元，后周太祖时累官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宋初官至枢密院。他虽屡居高位，但仍勤奋好学，手不释卷，著有《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为研究唐与五代的典章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苏易简、王十朋、袁甫、刘章，金代张行简、杨云翼、明代吕楠、罗洪先等人，均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

而稍晚的焦竑更是如此。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有一座坐北朝南的双层木结构建筑，它就是南京地区传世最久的私家藏书楼建筑——澹园藏书楼。藏书楼建筑面积达 350平方米。在南京，民间俗称为“焦状元楼”。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祖籍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万历17年(1589年)会试北京，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长子侍读等职。他博览群书、严谨治学，尤精于文史、哲学，为明代晚期著名思想家、藏书家、古音学家、文献考据学家。《明史·文苑·焦竑传》载：“(焦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焦竑一生执著于学问的探求，笔耕不辍，著述甚丰。他的著述丰富，共有八十部九百余卷。其中，《澹园集》四十九卷、《澹园续集》二十七卷、《国朝献征录》一百二十卷，系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清代的状元人物中，彭定求、陆肯堂、潘世恩、毕沅等人，在学术创见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前辈。尤其是毕沅（1730一1797），官至湖广总督，治学甚广，由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有《灵岩山人文集》及《经训堂丛书》中。在史学方面，他最大的成绩是撰修了《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很多少数民族的资料。

3、位极人臣的理政状元

“学而优则仕”，古代读书人素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志愿，以治国安邦为己任，加之状元的头衔，又为其官场升阶提供了有力保障，故自古以来，以状元而居高官并能有所成就的人，也不在少数。

（孙伏伽像）

孙伏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壬午科状元，为唐代第一科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早年在隋朝时考中进士，隋炀帝大业末年任大理寺史，隋亡后入唐做官。曾于武德初年上书高祖，坦言三事：一“开言路”；二废“百戏散乐”；三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高祖阅后大喜，用其为治书侍御史。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曾上疏谏止游猎骑射，被采纳，成为朝廷重臣。孙伏伽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

（吕蒙正）

吕蒙正（944-1011），北宋名臣，字圣功。幼年贫困，发愤读书，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中状元，后历任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职，端拱元年(988)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太宗、真宗时期三度为相。宋代三度入相者，惟吕蒙正与赵普两人而已。他为人质朴宽厚，以敢言著称，太宗夸京城繁盛，他即指城外饥寒而死者甚多。奖掖后进、知人善任，识富弼于幼龄，荐吕夷简于真宗，后俱为名相。

此后，陈尧叟、王曾、李迪、王尧臣、王拱辰、商辂、谢迁、徐元文、吴廷琛等人，也是官至宰相中的佼佼者，更体现出状元本身的杰出理政才能。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的状元中有才有学的大有人才！

三、清末民初古今教育过渡阶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人才

清朝末年至解放前，中国处于历史罕见的大动荡时期，外侮内乱，战火不断，古代的私塾教育和科举制度被否定，新式教育因为国家混乱尚未统一，此时，很多人在继续着私塾读经为主的教育，奠定了很好的人文基础，后来为了救国，很多人纷纷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就在这样一种极其混乱的局面下，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人才，他们无一例外，统统是或多或少读古书长大的：

政治军事： 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军事人才不胜枚举；

文学艺术： 茅盾、老舍、郭沫若、聂耳、冼星海、徐悲鸿、齐白石、梅兰芳、舒同、启功、冰心、曹禺

科学技术： 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竺可桢

……

（至圣先师孔子像）

综合结论：

1、现代教育基本是失败的，最优秀的人才最后都不成才说明他违背了教育之道

2、教育是启发人性的工程，任何把人不当人而是当成产品来生产的教育模式违背人性

3、在关于人性的问题上，我们祖先是全世界最知道事实真相的

4、经是智慧的结晶，读经也许不是万能的，但不读经是万万不能的

5、这个世界上最希望孩子成就的是家长，不是别的任何人。所以应该把教育权交还给家长

6、每一个家长和老师以教育官员，必须静下心来，思索真正的教育了

7、对教育的重视，根本不在于对教育的投资增加，而在于对教育之道的深度探索

由此可见，古代状元代表道，是读圣贤书的；现代状元代表术，是读工具书的。有见以道驭术者，未闻以术驾道者。道能驭术，而术却乱道！道为本、术为末。教育之法，当务本也。

附：周易玄老师略谈教育与文凭（旧文）

小时候喜欢读诗，有这样几首诗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对我未来的人生，起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其一，是我八九岁时登贵阳黔灵山，看到清人吴旦的诗：

山因特立始成峰，人能独行方堪传。

纵使岱山高万丈，若无孔子亦枉然！

这首诗启发了我，做人应该具备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思想，这就是古人教育极为看重的特立独行。记得我18岁退学时，同乡的萧锡义先生赠我一言——千古不多独行人。这样的勉励，是我内心最受感动的。

做到人格的独立，才会有自由的思想。曾国藩说“自拔于流俗”，当独立了也就有自主的力量了。庸俗带不走我，诱惑迷不倒我。我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什么。只有具备这种精神，这个人才可能站得起来，顶天立地。

其二，是我七岁时读到的袁枚的诗：《咏苔》

白日不到处，青春还自来。

苔花虽然小，也学牡丹开。

我的老家是在贵州一个偏远小镇。贵州历来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中国文化有一个脉络的变迁，但似乎都与贵州关联不大。从古老的红山文化，到中原文化，到齐鲁文化，又到荆楚文化，三湘文化、蜀国文化•••似乎都跟贵州没什么事儿。

我们出生在贵州，就好比生长在阴暗地域的青苔，缺乏阳光照射，不受重视。所以袁子才这首诗，让我树立了人生的志向。大山之子，也可以学牡丹花开。

后来我曾写过一副对联：

继黄老心传，须知圣由天纵；

承孔孟道统，讵不德合时中！

贵州的文化土壤，相比齐鲁大地、中原大地等而言，确实相对薄弱，然而薄弱并不代表就不能直与天通。

心性通了，就与天相感通。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所以绝学可以“传承”，同时也可以“下载”。下载，也就是“天纵”。古人云：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只要能建立起本心，也就建立了天心。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再荒漠的土地，也受天地日月之恩泽，这是真正的自信。

第三首诗：

雨后山中蔓草荣，沿溪漫谷可怜生。

寻常岂借栽培力，自得天机自长成。

这是一种独立自强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教育，夏商周三代，“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然而细观，从春秋战国的情况来看，包括万世师表的孔子在内，诸子百家的种种人物，宗师，都并非公家教育所培养，他们都来自民间，是私人自学而成。

汉代的时候，开始施行荐举制度，所谓“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为目标。肇端于汉高祖，成形于汉文帝，定制于汉武帝。汉代虽然有所谓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但一如周代的“辟廱”、“頖宫”，只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机构而已。真正两汉的人才，譬如董仲舒、公孙弘等辈，也都来自民间，可谓“圣由天纵”，自学成才之辈。

到了隋唐之时，唐太宗就扩充隋朝考试选举雏形一变而为正式开科取士的考试制度。民间一直以来都藏龙卧虎，如果不能启用，这些人很可能会自谋出路，容易形成与政府对立的力量。所以唐太宗开科考之先河，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宋代宰相晏殊极力提拔穷苦孤儿范仲淹，二人又对办民间私学情有独钟，于是书院之风大行。良相如寇准、富弼、文彦博；光耀宋明理学的五大儒张载、周敦颐、二程兄弟以及南宋理学巨擘朱熹，这些史称关、洛、濂、闽诸大儒，几乎都与范仲淹有关，与私人讲学书院制度息息相关。

我们所说的八股文，则是明清以后的事了。

古人为什么大多都是自学成才？孔子有一个千古名句，揭示了其中的原理：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其实考试制度充其量是知之者的层面。

好知者是兴趣的层面，而乐知者则变成乐了人生永恒的追求。

私学的人生，开启了乐知者的局面。不象公学，没有功利目的，是人生的追求。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和意识形态，也就心无挂碍与局限束缚。可以达到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避开大脑的“格式化”。充分挖掘出自身的潜能。所以古代的人才多是通才，从通才成为大才，从大才成为伟才，从伟才成为伟人，从伟人而为圣人。达到了极致与人生的圆满。

这是我从小一直在思考的教育体制、教育意义与学历的问题。

当然，远的就不必说了。在近代史上，中华大地就涌现出一大批自学成才的大师，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与政策认真借鉴：

有这样一些大师，他们在学问上广采博纳，博大精深，学究天人，但在学历上，却都普遍只有很低的认证。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留学美、日、德、法、瑞等国，精通梵文、西藏文、巴利文、英文、法文、德文，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佛经之比较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正规学历是吴凇复旦公学毕业，那时的复旦公学还不能算作正规大学，也不授予学位。陈先生自己认为，该校相当于高中程度。1925年，陈寅恪留学归国后就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之一，被誉为“教授的教授”。

据记载，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钱穆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后的大儒，然而这个大师连中学都没有毕业。钱穆父亲去世时，他才十二岁，父亲这一走，钱家立时陷入了困顿。因此，在他和长兄双双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不久，钱穆就辍学在家，后又到一间小学任教，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乡村教育生涯。其间钱穆以面壁之功专治儒学和史学，终于因学术著作《论语文解》获得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钱基博的赏识，将他推荐到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之后，他接连接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聘书，这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无锡小子同时在北京三所最负盛名的大学执教，一时名动京师。

刘半农因为其过人的才情和勤奋被世人称为“江阴才子”“文坛魁首”。他和钱穆一样，中学时在常州府学堂学习，但出于对保守教育体制的失望，刘半农在快要毕业前一年选择了退学，拿了一张肄业证，只身闯荡上海滩。这可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可在穷困潦倒之际，他突然间接到北京大学的聘书，被正式聘请为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生的身份。

我国近代文学巨匠沈从文先生的学历只是小学，可他创作发表了《边城》《长河》《湘西散记》《沈从文小说选集》《沈从文散文集》等五十多部文学著作和《唐宋铜镜》《战国漆器》等6部文物论著。他还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

1930年的某天，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坐在办公室里看一本《科学》杂志。看着看着，不禁拍案叫绝：“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周围的人摇摇头。“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人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一位江苏籍的教员想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弟弟有个同乡叫华罗庚，他哪里教过什么大学啊!他只念过初中，听说是一个杂货店的店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写出这样高深的数学论文，必是奇才。他当即作出决定，将华罗庚请到清华大学来。从此，华罗庚就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理员。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金克木先生一生只拿过小学文凭，少年时，在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道败落而不得不辍学。为了支撑家庭，他16岁至18岁，靠人介绍，在家乡教小学，养活自己和母亲。1935年，经友人介绍，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员的位置，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广为拜师，勤奋自学，终成一代大师。

在书画、古典文献、文物鉴定方面堪称大师的启功先生，给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开篇便写：“中学生，副教授……”是的，不用怀疑，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开始了职业生涯。

画坛巨擘齐白石没有上过一天学，自然没有学历。鲁迅先生也仅仅是中专学历，巴金是成都外国语学校肄业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大师。

南怀瑾十余岁便退学在家，看守宗祠，百无聊赖之际开始遍读经史。尔后外出游学，真正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万般友，历万端事”的传统。

文凭不代表水平，学历也不是能力。我们不会因为大师的学历低，而怀疑他们在学术上的造诣。大师的大，是学问及人格上的高度。从他们身上，才让我们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学问，真正意义上的教育。